■聚焦教育发展战略系列评论之三

    没有理想信念层面的文化自信，教育改革便难以触及心理深处的精神基因，也难以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坐标和文化使命上解决国家情怀的“落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教师节前夕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强调，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这一观点在今年两会上再次成为讨论热点。教育改革是当前教育发展必须推进的战略工程。而如何改革，从何处改革，文化自信无疑提供了一套基础性的指导思想。为什么教育改革必须坚持文化自信？首先需要厘清文化逻辑与教育逻辑之间的“语言关系”。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社会实践的底层语言。我们之所以形成特定的实践逻辑，是因为受制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逻辑。而文化逻辑是一个时代最具生命力的逻辑形式。在个体的实践行为中，文化的影响是构成性的，也是生产性的。文化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游戏规则和编码法则，因而被认为是一种通往实践逻辑的“元语言”。

    如果说文化逻辑是一种基础性的底层逻辑，那么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传递行为的教育实践，必须遵守一个时代普遍共享的文化逻辑。所谓教育改革，其实就是探寻一种新的教育逻辑。如果说文化逻辑是一种“元语言”，教育逻辑则是附着于文化逻辑之上的具体的语言形式。“元语言”的功能就是确立语言的解释方式和运作逻辑。因此，教育改革试图探寻的逻辑思路不能背离文化逻辑的基本结构和规约体系，否则便会偏离方向。

    在文化逻辑所主导的社会语言系统中，教育改革便还原为一个基础性的文化命题：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以及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思路来建构这样的文化观念？这不能不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提出的文化自信。而强调文化自信，意味着我们要在历史文化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和资源。相应地，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不断弘扬文化自信，培养出能够坚持文化自信的大脑和灵魂。这既是教育规律层面的内涵选择，也是教育层面的文化选择。

    其实，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西方霸权话语的挑战与冲击，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自信，并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对文化逻辑根本性的敬畏与自觉。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历史深处的德国，看看德国是如何在文化自信维度上回应曾经的“文化危机”及其深层的“精神殖民”。

    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通过“文明”概念确立了自己的世界中心地位，以高高在上的“文明”规范和标准尝试领导并统治全球。而此时的德国则通过一场“狂飙突进运动”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只有差异之实而无优劣之分，尤其是通过教育的途径与方式来唤醒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坚定和认同。如果说文明意味着全球，是一套世界话语，文化则意味着地方，强调世界体系中的主体性。正是借助文化的方式与途径，德国的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强化，迅速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奠定了德国日后崛起的基础。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何其相似，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认同的困境，是文化的困境。世界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问题应该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解决，而教育实践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的方式”。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坚持文化本位，如果离开了对自身文化的崇敬和热爱，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不符合教育使命。

    显然，突破西方主流话语的隐性压制和支配，文化自信提供了一套极为正确的逻辑思路。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和思想遗产，诸如“有教无类”“知行合一”“与天地合其德”等话语资源为当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必须在文化使命上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就需要在教育理念设计上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并在教学内容与活动设计上坚定人们的文化信心。

    因此，文化自觉才能教育自觉，文化自信才能教育自信，教育改革必须坚持文化自信。没有理想信念层面的文化自信，教育改革便难以触及心灵深处的精神基因，也难以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坐标和文化使命上解决国家情怀的“落地”问题。（作者刘涛，系暨南大学教授）